【我們的故事】之十五

“生活環境不能決定我的未來, 我的決擇才能改變我的未來”- Steven Covey “I’m not a product of my circumstances. I’m a product of my decisions.” Steven Covey


我的名字叫龔意婷,1989年3月6日出生於台灣台北。 我雙耳有中度到重度的聽力損失。

我是個早產兒,6個半月就呱呱落地,體重還不到1公斤, 而一般嬰兒大約有3公斤重。因為早產的關係,很多器官沒有發育完全,醫生為了搶救我,我在保溫箱裡待了三個月,施與很多藥物和治療,但是這些醫療過程也可能對身體產生其他的副作用。 幸好我的父母曾在醫院工作,他們對於我的成長細心觀察,很早就發現我對聲音不太敏銳,當媽媽叫我的時候,我常常沒有反應,還有,如果有人從我後面走過來,我經常會被嚇到,因為聽不到他們的腳步聲。 在我6個月大的時候,有一次感冒,我的父母帶我去醫院檢查,醫生才發現我雙耳積水,吃了抗生素後並沒有改善,醫生後來採取引流的方式才解決了積水的問題;然而再做聽力檢查時,發現聽力沒有恢復到正常的標準。 接下來又做了幾次聽力檢查,確定我的聽力受損。 為了改善我的聽力於是在我10個月大的時候戴上了第一付助聽器,有了聲音的刺激,在一歲大的時候開口叫了第一聲爸爸。



在我成長的過程中,當時任職榮總聽力檢查師的管美玲女士,給予我非常好的聽力與語言訓練,並不斷的與我父母溝通,讓我的學習能夠持續進步。 後來為了讓我有更好的學習環境,1995年我的父母決定移民加拿大。 剛搬來加拿大的時候 ,我上的是一般的學校,我完全不懂英語。教育局派來一位聽障老師 Judy Usenik。 這位老師每個禮拜都會來學校兩次,與我的老師溝通並瞭解我的學習情況,持續了四年。


雖然說有了老師的幫助,但我的英文進步還是有限,媽媽後來請了家教來指導我的英文寫作。有了家教與老師的幫助,我的學習漸漸進入狀況。 後來又學了花式溜冰,體操,游泳,芭蕾,爵士舞,還有鋼琴,其中學習鋼琴的時間最久。 學了鋼琴之後,懂得怎麼欣賞古典音樂,如何定下心來耐心的練習,也通過了加拿大皇家認證的鋼琴八級和樂理二級的證書。 移民來溫哥華的時候,很幸運的,我們居住的城鎮也同時成立了中文學校,讓我可以繼續學習基礎的中文教育 ,所以我可以進行簡單的中文溝通。


在社交方面我也花了很長一段時間來適應,我很內向也不太知道怎麼跟別人溝通。 我常不知道什麼時候該說什麼話,而且也不知道怎麼去聽人家說話,裡面是否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。 因為聽力的關係,我沒有辦法一次聽所有人在講什麼,還好在同一所中學,大我幾歲的姊姊,教會我怎麼去觀察別人的言語舉動,或者是幫我聽別人在說什麼,讓我更加能夠去了解如何溝通。

高中畢業之後,我進了滑鐵盧大學,主修心理學。 這是我第一次離家這麼遠,從西岸到了東岸,我想要嘗試在缺乏父母與朋友的幫助下,能不能獨立一個人適應新的環境。 滑鐵盧大學雖然是一所很好的大學,但是他們缺乏幫助聽障學生的政策或是專業人士。 也因為如此,我學會了怎麼迅速的找教科書裡的重點,還有利用跟朋友借的筆記, 來補助我課堂上沒有聽到的內容。

大學畢業之後,我搬回溫哥華家裡, 一邊工作一邊就讀 UBC 大學教育系,有一年暑假我回台灣的時候,到聽障文教基金會當義工,管美玲總幹事介紹我去拜訪一位人工電子耳的專科醫師,評估我的耳朵適不適合裝人工電子耳。 在我21歲的時候,我的左耳在加拿大植入了人工電子耳。 裝了人工電子耳之後,我需要去學習怎麼重新聽一些聲音,因為人工電子耳跟助聽器的功能和聲音是不太一樣的。 我大約花了兩年到三年的時間去適應, 這是非常有幫助的, 如果我想要當一位聽障老師,我需要能更清楚的聽到我學生說的話,才能幫助他們語言上的學習與進步。

我現在在我長大的城市裡的教育局任職聽障老師,幫助從幼稚園到高中的聽障學生。 我同時也在UBC繼續進修聽障老師的碩士班課程,預期在2017年的7月畢業。

常常有人問我說一路走來有什麼感想。 老實說,這麼長的路,我不是一個人走的。我的家人與朋友讓我對自己有信心,讓我能無視於聽力給我的不便,去面對與克服所有生活上的挑戰。 讓我不管是在工作或是社交方面,都能有所發展。 除了家人與朋友給我的幫助以外,我學會了採取積極的態度,所有挑戰都是學習的機會,不要輕易放棄。常常反省, 聽聽別人有建設性的意見,幫助自己的成長。 在學習當老師的過程中,我的教授說過, 要當一個好老師,不能只是會講課,更重要的是要一直主動的去學習,在學生成長的過程裡,一起與他們成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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