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生活環境不能決定我的未來, 我的決擇才能改變我的未來”- Steven Covey “I’m not a product of my circumstances. I’m a product of my decisions.” Steven Covey
我的名字叫龔意婷，1989年3月6日出生於台灣台北。 我雙耳有中度到重度的聽力損失。
我是個早產兒，6個半月就呱呱落地，體重還不到1公斤， 而一般嬰兒大約有3公斤重。因為早產的關係，很多器官沒有發育完全，醫生為了搶救我，我在保溫箱裡待了三個月，施與很多藥物和治療，但是這些醫療過程也可能對身體產生其他的副作用。 幸好我的父母曾在醫院工作，他們對於我的成長細心觀察，很早就發現我對聲音不太敏銳，當媽媽叫我的時候，我常常沒有反應，還有，如果有人從我後面走過來,我經常會被嚇到，因為聽不到他們的腳步聲。 在我6個月大的時候，有一次感冒，我的父母帶我去醫院檢查，醫生才發現我雙耳積水，吃了抗生素後並沒有改善，醫生後來採取引流的方式才解決了積水的問題；然而再做聽力檢查時，發現聽力沒有恢復到正常的標準。 接下來又做了幾次聽力檢查，確定我的聽力受損。 為了改善我的聽力於是在我10個月大的時候戴上了第一付助聽器，有了聲音的刺激，在一歲大的時候開口叫了第一聲爸爸。
在我成長的過程中，當時任職榮總聽力檢查師的管美玲女士，給予我非常好的聽力與語言訓練，並不斷的與我父母溝通，讓我的學習能夠持續進步。 後來為了讓我有更好的學習環境，1995年我的父母決定移民加拿大。 剛搬來加拿大的時候 ，我上的是一般的學校，我完全不懂英語。教育局派來一位聽障老師 Judy Usenik。 這位老師每個禮拜都會來學校兩次，與我的老師溝通並瞭解我的學習情況，持續了四年。
雖然說有了老師的幫助，但我的英文進步還是有限，媽媽後來請了家教來指導我的英文寫作。有了家教與老師的幫助，我的學習漸漸進入狀況。 後來又學了花式溜冰，體操，游泳，芭蕾，爵士舞，還有鋼琴，其中學習鋼琴的時間最久。 學了鋼琴之後，懂得怎麼欣賞古典音樂，如何定下心來耐心的練習，也通過了加拿大皇家認證的鋼琴八級和樂理二級的證書。 移民來溫哥華的時候，很幸運的，我們居住的城鎮也同時成立了中文學校，讓我可以繼續學習基礎的中文教育 ，所以我可以進行簡單的中文溝通。
在社交方面我也花了很長一段時間來適應，我很內向也不太知道怎麼跟別人溝通。 我常不知道什麼時候該說什麼話，而且也不知道怎麼去聽人家說話，裡面是否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。 因為聽力的關係，我沒有辦法一次聽所有人在講什麼，還好在同一所中學，大我幾歲的姊姊，教會我怎麼去觀察別人的言語舉動，或者是幫我聽別人在說什麼，讓我更加能夠去了解如何溝通。
高中畢業之後，我進了滑鐵盧大學，主修心理學。 這是我第一次離家這麼遠，從西岸到了東岸，我想要嘗試在缺乏父母與朋友的幫助下，能不能獨立一個人適應新的環境。 滑鐵盧大學雖然是一所很好的大學，但是他們缺乏幫助聽障學生的政策或是專業人士。 也因為如此，我學會了怎麼迅速的找教科書裡的重點，還有利用跟朋友借的筆記， 來補助我課堂上沒有聽到的內容。
大學畢業之後，我搬回溫哥華家裡， 一邊工作一邊就讀 UBC 大學教育系，有一年暑假我回台灣的時候，到聽障文教基金會當義工，管美玲總幹事介紹我去拜訪一位人工電子耳的專科醫師，評估我的耳朵適不適合裝人工電子耳。 在我21歲的時候，我的左耳在加拿大植入了人工電子耳。 裝了人工電子耳之後，我需要去學習怎麼重新聽一些聲音，因為人工電子耳跟助聽器的功能和聲音是不太一樣的。 我大約花了兩年到三年的時間去適應， 這是非常有幫助的， 如果我想要當一位聽障老師，我需要能更清楚的聽到我學生說的話，才能幫助他們語言上的學習與進步。
我現在在我長大的城市裡的教育局任職聽障老師，幫助從幼稚園到高中的聽障學生。 我同時也在UBC繼續進修聽障老師的碩士班課程，預期在2017年的7月畢業。
常常有人問我說一路走來有什麼感想。 老實說，這麼長的路，我不是一個人走的。我的家人與朋友讓我對自己有信心，讓我能無視於聽力給我的不便，去面對與克服所有生活上的挑戰。 讓我不管是在工作或是社交方面，都能有所發展。 除了家人與朋友給我的幫助以外，我學會了採取積極的態度，所有挑戰都是學習的機會，不要輕易放棄。常常反省， 聽聽別人有建設性的意見，幫助自己的成長。 在學習當老師的過程中，我的教授說過， 要當一個好老師，不能只是會講課，更重要的是要一直主動的去學習，在學生成長的過程裡，一起與他們成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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